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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古籍善本何以為文化續脈,為時代添彩

      發布時間: 2019-05-24 11:02 | 來源: 光明網 | 作者: 漆永祥 | 責任編輯: 李芳

      作者:北京大學中文系、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 漆永祥

      據全國古籍普查工作的統計,我國現存成書于1912年以前的古籍約20萬種。在如此汗牛充棟的海量古籍中,哪些書算是善本,哪些書不算善本,是一個變動不居的范疇,也是一個難以估量的數據。一般而言,一部古籍若具有一定的文物價值、學術價值或藝術價值,三居其一,即屬善本。但隨著時代的下移、書籍價值認識的不同與人們喜好的變化,善本的判斷也因時、因地、因書、因人而異。如果我們用一句簡單而不過時的話來說:在一種書的諸多版本中,相對內容全而文字訛誤少的版本就是善本;更通俗地說,善本就是一部錯誤較少的好書。

      古籍是記錄我國傳統文明與文化最重要的載體,是凝聚傳統文化記憶的遺產與瑰寶,也是中華文化存在和傳承的依據。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,我們應充分珍視與利用現存古籍,挖掘和闡發古籍善本自身蘊含的文化元素,學習、鑒賞、傳承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。

      第一,要講好古籍善本的故事,展現薪火相傳的文化魅力與民族精神。我們以宋代趙明誠、李清照夫婦所編《金石錄》為例,趙、李二人伉儷情深,家無余財,卻典衣縮食,嗜好收藏古籍文物。后不幸宋金戰起,逃難南方,所藏散佚殆盡。李清照在經歷夫喪書亡的顛沛流離后,整理編纂成《金石錄》三十卷。由此可知,李清照不僅是南宋一流詞人,而且還是一位出色的金石學家。《金石錄》的流傳,也恰如其成書過程一樣曲折艱辛。此書最早的刻本,是南宋孝宗淳熙前后所刊的龍舒郡齋本,寧宗開禧時浚義趙不譾曾重刻。然而,這兩個本子都不顯于世。元、明兩代,流傳的都是傳抄本,沿訛踵謬,彌失其真。清代最早的刻本是順治時謝世箕所刊,后來乾隆時著名學者盧文弨參校各本,詳加校勘,付梓印行,《金石錄》方有了一個可讀的通行本。但清初藏書家馮文昌卻意外地收藏到不全宋槧本《金石錄》十卷,這真如得之天璜,極為稀珍,馮氏立即刻了一方“金石錄十卷人家”圖章,以表夸耀。后來此殘本又轉藏于江立、趙魏、阮元、韓泰華、潘祖蔭諸人手中,亦皆刻“金石錄十卷人家”小印。此殘卷如今歸于上海圖書館,擺脫了人失人得、命若游絲的惡運,有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家。可見一部書流布于世,編著者固然其功至偉,但藏抄、刊刻與流傳過程中的任何環節,缺一不可。一部書的流傳史就是一部生命史,因為書籍是有生命的,甚至是九死一生才傳到今天的。一個善本的故事,也溢漫著先賢文化傳承不綴、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。

      第二,要重視與發掘善本的學術價值與藝術價值,弘揚優秀傳統文化,增添時代豐采。一部古籍能否刊刻、流傳并發揮其價值,有時甚至是偶然因素所致。清乾隆期,主流學術是考據學,但當時學者崔述卻不媚時好,深研史籍,有股“打破砂鍋問到底”的懷疑精神與堅韌毅力,花一生心血著成考辨札記性質的專著《考信錄》三十二卷。云南石屏人陳履和,在接讀崔氏部分書稿后,便堅意拜崔為師,成為崔氏唯一的弟子。崔述臨終之際,遺命將書稿全部交與陳履和。陳氏趕到后拜受遺書,改稱自己的齋名為“遺經齋”。陳氏將一生的精力和所有資財都花在了為其師刊書上,刻版不懈,可惜版片刻竣,未及刊行,就逝于浙江東陽縣任上。遺書版片二十箱寄托金華府學,心志未竟,而師徒俱歸道山。民國時期,胡適在日本發現《考信錄》后非常重視,回國后令顧頡剛等人整理出版。顧頡剛深受崔氏影響,創立“古史辨派”,成為二十世紀史學流派中的中流砥柱。《考信錄》在崔述師徒身后,發揮出了巨大的學術能量與深遠的影響力。像《考信錄》這樣為文化續脈、為時代添彩的古籍,不在少數,是我們的寶貴財富,應充分發掘,并給予極大的尊重與重視。

      第三,要充分發揮互聯網與古籍數據庫的作用,將古籍善本進一步數字化與網絡化,使更多人學習、傳播與熱愛古籍,熱愛優秀傳統文化,讓古籍“火”起來。今日世界已進入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,人們不再限于到圖書館的古籍閱覽室才能借覽古籍。古籍數據庫中完整而清晰的古籍掃描圖像,使我們有條件看到甲骨金文、帛書漢簡、唐代寫本與宋元刻本,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。當然,各大圖書館與研究者,不能僅是將古籍數據公諸網上即告完成,而是應該在介紹、宣傳與推廣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。除了舉辦各種高深的專家講座外,還要做更多的普及類講座;不僅要在各高校與圖書館舉辦,還應深入工廠與農村,甚至是到中小學去,給孩子們講解古籍在刻版、字體、紙張、版式、用墨、裝訂、鈐印、題跋等方面的知識。從而,讓他們鑒賞與品味古籍之美與傳統文化之典雅與厚重,在他們心中播下種子,進而逐步喜歡與熱愛古籍,熱愛優秀傳統文化,成為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后繼者和弘揚者。

      第四,要大力發掘古籍,加快整理古籍的步伐,激活沉睡在館閣中的古籍,讓古籍“活”起來。目前已經影印與整理的,只是現存古籍中的少數,絕大部分的古籍仍深藏難出,蒙塵插架。我們的目光總是盯著歷代少數名家與他們的名著,反復影印、點校、注釋與翻譯出版,而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著作,并不是它們不重要或不是善本,而是無人閱讀、研究與整理。因此,若要進一步盤活古籍資源,擴大其影響力,就要著重于乏人問津之古籍的開發、整理與利用。書籍畢竟不是文物,閱讀利用永遠是其第一屬性,而文物屬性是第二性甚至第三性的。藏而不用,等同文物,就失去了書籍的天然屬性。尤其是一些古籍孤本,終歸是會消亡的,整理出版,化身千萬,才是對古籍最好的保護。因此,冀望各大圖書館,持更為開明開放的態度,在古籍的開放閱覽、影印整理方面,作出更大的成績。這是需要學術界與圖書館界的通力合作,才能達成的目標。

      第五,在西學興盛、西化成風的今天,還要積極向全世界推介、翻譯與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。傳統文化中既有優秀的成分,也有糟粕的內容,要選擇具有經典性、權威性、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經史子集,來加大傳播、推介力度。這些書籍所講的,應是恒常的道理,是直指心性的溫馨故事,是舉世喜聞樂見而向上提引的道理,是古今中外人們都能接受的觀點與內容。唯其如此,才能得到全世界的認同與喜愛。這方面,我們雖然做了一些工作,但尚任重而道遠,需要各方恒久的努力,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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