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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對話樊錦詩:赴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文化苦旅

      發布時間: 2019-04-12 14:36 | 來源: 中國網 | 作者: 李芳 | 責任編輯: 李芳

      “你對它有深深的愛,就會想盡一切辦法保護它。”——樊錦詩

      在遙遠的戈壁大漠深處,風沙日夜雕刻著敦煌莫高窟的容顏。如今的這方土地,在“一帶一路”的宏偉藍圖下,正重新煥發出蓬勃的青春。而守護這里的女兒,現在已是一位79歲的老人。她將青春無怨無悔地交給了這里,一堅守就是半個世紀。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。

      白底襯衫,紅色毛衣,黑色休閑褲;花白頭發,銀框眼鏡,瘦小的身軀……初次見面,樊先生的舉止身形已讓人分明感受到,她溫婉柔弱的外表下,有一種戈壁荒漠賦予的簡單與直爽。

      我們的談話進行得非常順利。她的話語淳樸、直接而生動,體現著一種毫不矯情與做作的大家范兒。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,如孩童般天真爛漫,讓人感覺發自內心的舒服。從青春夢想和大時代下的價值觀,到敦煌的數字化和東西方十字路口的敦煌藝術之美,在娓娓道來的講述中,我們與“敦煌女兒”一起,共赴了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文化苦旅。

      初遇敦煌,“目的不純”

      樊錦詩曾說,“我給自己算了次命,我的命就在敦煌。”與敦煌冥冥之中的緣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學時期。一篇介紹莫高窟的歷史課文,雖然不長,卻深深打動了樊錦詩,不僅讓她對敦煌、考古產生了興趣,更對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長足的印記。

      由著喜好,樊錦詩來到北京大學的考古系求學。1962年,她報名到敦煌研究院實習。

      樊錦詩坦言,選擇去敦煌,可以說是“目的不純”。在物資匱乏、交通不便的年代,她想借此機會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。

      在那里,樊錦詩看了一個又一個洞窟,琳瑯滿目、云蒸霞蔚的佛國世界讓她既滿足又震撼,全然忘記了洞外的一切。

      然而,對于生在北京、長在上海的她來說,現實的條件同樣“震撼”:住土房、吃雜糧,沒有水、不通電,衛生設備匱乏。身體羸弱的樊錦詩因為水土不服、營養不良,只得提前結束實習。

      “離開了就沒想再回去,這是真話。不能說我們大家都說那個,我就說那個,”我們面前的樊錦詩就是這樣一個真實而可愛的人。


      再見敦煌,機緣巧合

      世事難料,到畢業分配時,敦煌研究院來北京大學要人,當年同一批的四個實習生都要。

      出于心疼女兒,樊錦詩的父親給北京大學寫了厚厚一封信請求改派,要女兒轉交給學校領導。然而這封信卻永遠沒有交上去。

     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,他們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洗禮,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誕生,每個人身上都有強烈的建設國家的主人翁精神。他們喜歡將國家和自己緊密地聯系在一起,“天下興亡,匹夫有責”在任何時刻都沒有在當時對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影響深遠。

      樊錦詩正是如此,畢業前已經向學校表態,會服從畢業分配,到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。父親的信如果交上去等于說話不算話,這讓樊錦詩覺得非常不妥。

      讓她安心去敦煌的還有學校的一個承諾:等過幾年再有畢業生,就把她調回來,還是可以跟結婚的對象在一起。等真正結婚的時候,她很希望學校兌現承諾,然而卻事與愿違,因為恰恰趕上了文革。

      1967年,樊錦詩與大學同學彭金章結婚,一個在敦煌研究院,一個在武漢大學,這對夫妻開始了長達19年的分居生活。

      說起愛人,樊錦詩滿滿都是感動,“如果愛人不支持,我早就離開了,我還沒有偉大到為了敦煌不要家、不要孩子。如果當時他說你不來武漢我們就掰了,那我肯定跟著他去武漢,但是他沒有這么說,我就變得越來越‘放肆’了”。這樣好脾氣的男人,用樊錦詩的話來說,是“打著燈籠也難找”的。

      除了愛人的支持,敦煌各位老先生的精神也讓她堅定了留在敦煌的選擇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、第二任院長段文杰,他們在國內外學術界都頗有地位,卻都為了保護敦煌藝術,心甘情愿過著西北農牧民一樣的生活。他們能做到,樊錦詩堅信自己也可以。

      扎根敦煌,無怨無悔

      真正的報效祖國,不是空喊口號,是用信念堅守承諾,無需言表卻擲地有聲。

      文革,這場給中華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運動,不僅擱置了樊錦詩的改派計劃,還有整個敦煌研究院的工作業務,甚至威脅到了敦煌的文物安全。但令人欣慰的是,這座世界級文化藝術寶庫,在文革中幾乎沒受到什么破壞。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當時所有研究員的心都保持高度一致,即一定要保住敦煌!

      而同為文化藝術瑰寶的曲阜孔廟,在文革中卻難逃厄運。眾多石碑石像被打爛,房屋建筑被搗毀。相比孔廟,敦煌破壞起來似乎更加輕而易舉,樊錦詩邊說邊拿手比劃著,“全都是泥巴的,就像我這樣的,你給我一個棒,一敲它就壞了,壁畫不就毀了嗎?”

      “我們沒有人在院里引進武斗,但凡內部有一個把外面的人引進來,那文物就完了,”提起當年的事情,樊錦詩的眼中星光點點,神情分外動容。我們知道,她既為敦煌的命運感到慶幸,又在致敬經過那段歲月的全體敦煌人。

      文革中,樊錦詩的大兒子在敦煌出生,她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孩子;后來二兒子也在敦煌出生,由于無暇照看,放到了河北農村的姑媽家。直到1986年,彭金章放棄了武漢大學的工作,調至敦煌研究院,分處河北、湖北和甘肅的四口之家才終于團聚。

      讓彭金章放棄自己事業的原因,在于老伴的堅持。用樊錦詩自己的話說,就是“愛上了”敦煌。它是一個過程,越了解敦煌,越覺得它了不起。不知不覺間,愛早已扎根心底。

      初見常書鴻、段文杰等老先生時,她心中有過疑問:他們從浮華的國際大都市和優越的高校就業環境中出來,走到沒水沒電的戈壁沙漠,爬進黑咕隆咚的洞窟,沒日沒夜地臨摹著壁畫,一畫就是數十年,究竟是為什么?這個問題的答案,隨著她與敦煌夜以繼日的“廝守”,漸漸變得明朗了起來。

      帶著對敦煌的愛,樊錦詩全身心投入石窟的考古研究工作。她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,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、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斷代,成為學術界公認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。由她具體主持編寫的26卷大型叢書《敦煌石窟全集》成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。

      曾有不少人問她,在敦煌待得住嗎?她都會用質樸純真的語言回答:“人都快忙死了,忙得一塌糊涂……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,肯定是待住了,而且還安下心來靜靜地做這個工作。”

      數字敦煌,“容顏永駐”

      1998年,樊錦詩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長。正值西部大開發、旅游大發展的熱潮,莫高窟的游客數量呈現急劇增長態勢。1979年只有1萬人,1984年突破10萬人,到1998年達到20萬人。

      有一年夏天,樊錦詩一進洞窟就連打著噴嚏出來了,因為洞內充斥著游客身上濃烈的香水味和汗味。“洞受得了嗎?”從此成為她當時常常思考的問題。

      除了游客數量的劇增,自然環境的破壞和洞窟本體的老化也是莫高窟“青春流逝”的主要威脅。“我們拿出1908年拍攝的莫高窟照片和現在對比,發現100多年間變化很大。現在的壁畫很模糊,顏色也在逐漸退去。壁畫和人一樣,不可能永葆青春。”面對這種老化趨勢,樊錦詩很傷感,“我們只能延緩,不能逆轉。”

      她依稀記得初見敦煌時,“燦爛的陽光,照耀在色彩絢麗的壁畫和彩塑上,金碧輝煌,閃爍奪目。整個畫面,像一幅巨大的鑲滿珠寶玉翠的錦繡展現在我們面前,令人驚心動魄。”這么珍貴而脆弱的藝術如何才能“活”得更久?樊錦詩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

      你對它有深深的愛,就會想盡一切辦法保護它。

      樊錦詩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數量。通過實驗數據找到洞窟所能承受的臨界線,但統計出來的人數之少連樊錦詩自己都覺得不是個辦法:“不能阻擋觀眾不讓看。人們應該享受到這樣珍貴的、杰出的文化遺產、成果,應該能欣賞它的價值,它的精美,我們如果要限制,這個不講道理。”

      一個偶然的機會,樊錦詩接觸到了電腦,“那時我就感覺,莫高窟有救了”。65歲的她突然產生一個大膽的構想,要為每一個洞窟、每一幅壁畫、每一尊彩塑建立數字檔案,利用數字技術讓莫高窟“容顏永駐”。

      2003年,樊錦詩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提案,建議利用現代數字技術,展示莫高窟歷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藝術。經過5年探討,2008年底,投資2.6億元的莫高窟保護歷史上規模最大、涉及面最廣的保護工程開始實施。除崖體加固、風沙治理等工程外,還要完成149個A級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攝和數據庫建設。

      2014年9月,在樊錦詩推動下,包括游客接待大廳、數字影院、球幕影院等在內的數字展示中心投用。即使游客再多,也實現了有序可控;先看電影了解、再實地體驗感受洞窟的辦法,不僅優化了游客的參觀體驗,更避免了他們“糊里糊涂來,糊里糊涂去”的尷尬。

      2016年4月,“數字敦煌”上線,30個經典洞窟、4.5萬平方米壁畫的高清數字化內容向全球發布,網站還有全景漫游體驗服務,輕點鼠標,鏡頭就會跟著鼠標移動,游客在電腦前,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覽一般。網友還可以通過全息影像技術看到整個石窟的全景。

      這一切數字化成果背后的推動者,是一位如今已79歲的老人。

      愛上敦煌,其實不難

      數字化產品加速了敦煌走進世界的步伐,不僅讓民眾獲得身臨其境般的感受和體驗,更激發了不少年輕人探索古老敦煌文化藝術的熱情。

      敦煌藝術的入門其實不難。佛教,以宗教教義的形式呈現,比較虛幻抽象,而一旦轉換成藝術,就會變得相對直觀。樊錦詩建議,可以先從感興趣的點開始。

      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,打通了中國與歐亞大陸之間的中西交通。敦煌作為這條“古絲綢之路”的咽喉之地,既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,又是宗教、文化和知識的交匯處。莫高窟便是古代東西方文化在敦煌交融的璀璨結晶。

      這里交融匯聚有各種元素,年輕人會找到他們認為最有趣的點。

      比如敦煌的菩薩像,就是外來元素與中國傳統倫理和審美觀在佛教造像中的集中反映,體現了漢文化與外傳文化融匯中特有的“再創造”特質。西域盛行豐乳、細腰、肥臀、有明顯性別特征的裸體菩薩。當眾菩薩東入中國,受傳統漢文化“含蓄為美”的影響,雖然仍有衣著暴露的,但已經在一個不太過分的程度之內,這正是體現了佛教外來藝術與中國傳統漢文化、儒家思想的結合。

      又如中唐158窟的臥佛,面形端莊秀麗,睡態安詳舒展,整體比例協調,線條細致入微。樊錦詩曾說,“每當心里有苦悶與煩惱時,都忍不住想走進這間洞窟,佛陀泰然自若、恬靜美好的神情,能讓人瞬間忘卻許多煩惱。有時候,甚至覺得佛陀在對自己講話”。這種莊重溫情之美,相信會直達很多人的心靈。

      通過觀賞壁畫造像,年輕人可以對各個時代的社會風貌窺見一斑。

      藝術源于生活。富麗堂皇的佛國世界、普度眾生的諸天神佛,古代的畫家們沒有見過,除了發揮充分的想象力,更需要從現實社會中尋找元素、獲得靈感。因此壁畫中的場景也是畫家當時所處時代風土人情的精華展示。例如唐代以胖為美,敦煌中唐代的菩薩像大多體態豐腴、姿態優美,面貌方額廣頤,服飾珠光寶氣,體現著盛唐特有的女性審美觀。

      對美的認識理解需要循序漸進。樊錦詩語重心長地說,年輕人不要著急,先發現自己感興趣的點,然后以點到面,成一個系統。比如敦煌的菩薩,通過系統了解、學習后發現,最原始的為男身,結合漢文化后,他的形象經歷了“非男非女”、“男身女相”、“女身男相”、直到完全女性化的轉變。如果仔細認真了解敦煌,就會發現這里每一個洞窟都是一個美術館。

      談到年輕人,樊錦詩說,敦煌就有這么一群年輕人,他們剛開始跟她一樣,就是想去看看,慢慢地隨著研究的開展,他們對敦煌的了解日漸加深,時間長了,就都不走了。為什么?原因很簡單,就是愛上了。這群人,在敦煌兒女們陸續老去時,仍然用激情延續著敦煌那歷經滄桑的青春。任時光匆匆流逝,這種青春卻永不褪色。

      我們的談話進行了近兩個小時,即將結束時,心中突然升起很多不舍。與樊先生的相遇實在太過美好,她的簡單、直爽、純真、堅持,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情不自禁地愛上這位可愛耿直的老人。

      望著她離去的背影,記者眼前仿佛浮現社科院研究員白濱1964年初見樊錦詩時的印象:“一個上海姑娘,瘦小的身材,精明干練、風華正茂。” (文字/李芳 攝影/劉迪 攝像/仵楠 李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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